刚刚过去的一个暑假里，很多家长的心情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甚至是跌宕，「双减」政策落地，教育均衡化政策加大力度推动，随之而来的现实疑问是：吾家「神兽」的未来学业，由谁来教、怎么教？
更关键的，还是师者「受业解惑」之前的那个词：传道——传授做人道理，指引成人道路。
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至少，《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展示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教育乌托邦。
「我的朋友们，记住这一点，从来没有坏的杂草或坏的人，只有不好的种植者。」——雨果，《悲惨世界》
撰 稿｜易 雪
编 辑｜鲜 于
校 对｜张 帅
出 品｜Figure纪录片
今年4月中旬以来，印度已经连续10天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再次刷新碎片化观影时代，一部时长3个半小时（217分钟）的纪录片，会让多少人望而却步？更何况，片子所选择的也并非「性感」选题，不是紧张刺激的刑侦大案、跌宕起伏的历史政斗，也没有瑰丽的自然风光、奇绝的秘境寻幽，不过是记录了一位普通老师和普通学生之间的上课，谈话，上课，谈话……
然而能在2021年柏林电影节拿下评审团银熊奖，德国纪录片《巴赫曼和他的学生》的特别之处，除了时长，在于给观者的欲罢不能的「沉浸」感，在于它对教育的诠释轻松又深刻，将人性、群体、宗教、历史紧密联系。
和蔼可亲的老师迪特·巴赫曼对学生的循循善诱和反复追问中，年龄在12到14岁之间、来自土耳其、以色列、保加利亚、摩洛哥等12个不同国家的二代移民儿童们，构建出对真实世界种种差异、纷扰的认知理解——也令人不由自主感叹：「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幸拥有这样高情感、有耐心的老师，冲突就能通过讨论得到缓解」（豆瓣评论语）。
「死亡诗社」还是「放牛班的春天」？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如电影中所构建般的美妙课堂的话，大概就是巴赫曼的这间教室了。
孩子们的课桌上空空荡荡，没有堆积如山的课本，没有必须完成的作业。一天的开始，是让孩子们先趴在桌子上，统一补个回笼觉。阅读时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可以「坐在桌子上，坐在沙发上」，甚至「钻到桌子底下」。教室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乐器，下课时间，巴赫曼就和孩子们组成一个乐队，一起演奏音乐。
然而在温馨美好的场景背后，巴赫曼老师面对着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
德国是一个移民大国。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德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有移民背景。而《巴赫曼和他的学生》所在的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拍摄时，移民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75%。
巴赫曼班级中的孩子自然大多是移民二代、三代———有几个甚至并不怎么会说德语。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缺乏青春反叛的资本，身上肩负的重担不仅关乎自身的前途，还有整个家庭的未来。面对异乡许多并不善意的眼神，他们不得不学会承受偏见和排斥，也因此有着更加敏感复杂的心灵——特别是在政治「远见」被越来越趋近民粹的所谓民意压迫下不断退让的特殊时刻。
「异乡人」的标签对于他们是伤痛的。但在巴赫曼老师的课堂上，这些问题都不必回避。在历史课上，他们通过影像回溯二战时军工厂带来的移民潮，介绍自己的外籍劳工家庭。他们写诗，在诗里亲近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祖国，思念故乡的家人和朋友。
但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也注定避免不了矛盾。
当巴赫曼提出由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学习德语单词时，一个叫杰米（Jamie）的孩子提出抗议，他认为大家都是一块学的，这不公平。巴赫曼引导需要帮助的孩子主动说出自己的难处，让曾经经历欺凌的孩子也来分享自己刚刚踏入异乡时的痛苦，在这一过程中杰米越来越沉默，最终认识到了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他人的困难。
教育不是回避问题，教师、大人们也并不该次次都要居高临下做裁判，然后直接将结果抛出了事。孩子们并非不能解决问题，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起结果，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交流、沟通、分析、努力，这些经历，是更为重要的东西。面对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巴赫曼总是更愿意成为他们自主交流的那座「桥」。
沟通和共情，是他教给孩子们的重要一课。
教育是「？」大于「。」
拍摄开始时，巴赫曼老师还有一年就将退休，《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全片没有加任何户外音或旁白，仅仅是忠实地纪录着他的最后一年教学之旅；而有效而精准的剪辑，使得整个叙事简单、真诚地充满着人性之光。
「恰当捕捉到的‘真实’，立刻就能比平庸甚至颇为优异的‘虚构’更加有力。」澎湃新闻在影评中这样写道。
当然，巴赫曼老师本身就足够「特别」，这位曾经的辍学者、歌手和雕塑家，因为养家糊口需要一份稳定工作，才当起了老师——颇有种理想主义者屈服于现实引力的感觉。
但在这个错序和混乱的时代中，尝试着慢慢把现实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让巴赫曼老师又显得颇为珍贵，甚至有一些伟大：没有什么高谈阔论或者成功学之说，只有循循善诱，以「教育」，帮助学生们越过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障碍。
你能想象在小学课堂上，老师和孩子们讨论男女的家庭分工，甚至初夜和同性恋的内容吗？对巴赫曼老师而言，这些并不是不可碰触的禁忌，给孩子们抛出看似遥远深奥的问题，也并不荒诞。问题的价值在于问题背后引发的东西，而不是问题本身。巴赫曼老师乐于用问句去靠近孩子们成熟深邃的世界。在他眼里，每个孩子都是细腻而复杂的，充满着可能性。
「你的梦中情人是什么样子？」「你会在意你的丈夫不去购物和清理洗碗机吗？」「如果他不做的话你会怎么办？」
当看到小学的男生和女生，分别站在丈夫和妻子的立场上讨论家庭成员的责任时，你可能会对他们观点的独特和思维的完整感到意外。
「假如妻子和丈夫之间互相尊重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爱也许只能持续一两周，之后生活又归于寻常。」「不是什么都得女人来做，男人也可以做。」「梦中男人或梦中女人或任何之类的，他们最终都会变的。」
讨论同性恋的话题时，学生斯迖菲（Stafi）表现地非常排斥，巴赫曼老师用身边的朋友举例子和她分享自己的观点，「同性恋的朋友也不过是最寻常的人」。但斯迖菲只是一直重复「对我来说很恶心」。处在社会惯性意识里的孩子不能描述清楚自己的观点来自何处，而巴赫曼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她，只是一直追问「为什么」。
「你害怕别人与你不同吗？」「你有生理上恶心的感觉吗？生理上的还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巴赫曼老师的语气缓和，但并没有放弃的意思。直到最后，女孩说：「……我不知道。」
「嗯，这比刚才要好。」对于巴赫曼老师来说，这个以「我不知道」结尾的话题带来了一种新的「知道」。知道有些常见的答案是值得审视的，知道向内寻找有时候更为重要。
现实世界是多样的，问题的答案也不一定是非黑即白二极管化。巴赫曼老师没有将「教育」简单弄成一场自上而下、充满结论的「告知」，而是一场充满问句的引导和探索。
「分数根本无法代表你们」
虽然这份职业的选择并非出于理想和抱负，但巴赫曼老师却用超越对待一份工作的热情去面对每一个鲜活的孩子。
德国的学生六年级毕业之后，班主任的评分，将决定他们进入文理中学、专科中学还是职业中学——只有前两类中学的学生将来才可以参加高考，在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换句话说，巴赫曼老师最后的打分，将决定着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方向。
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对孩子们极尽坦诚，让他们知道，即使作为老师，作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成年人，依然有他的苦恼和难题。
「该如何打分，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情。对于这种事，我作为老师也一直觉得很难处理。如何将‘做得不够好’说出口，你们能理解吗？」「我作为老师，很难去告诉某个学生，你得了低分，因为你什么都也不会。因为我很疼爱你们。你们明白吗？我爱你们。」
在客观上必须要完成的教育任务面前，不能与孩子们携手并进，而不得不在后头驱赶和鞭打着他们的念头使巴赫曼难受。他抗拒成为这样的老师。但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信念：那些日复一日的教条，只占教师工作的十分之一，而剩下的那些，才是有意义的东西。比如孩子们的梦想。
当学生谈到将来想当个理发师，巴赫曼老师表示「不赖」，但建议他或许可以考虑同时成为业余拳手，因为考虑到他热爱拳击。而爱唱歌的斯迖菲，他一再给出肯定，「即使周围这么吵，你的歌声依然合上了E小调。你相当有天赋，我是认真的。」在和家长的交流会上，面对父亲对女儿歌手梦想的否定，他还是坚定地说「当然有可能」，并且随即拿来吉他为斯迖菲伴奏，鼓励她在父亲面前表演一曲。
分数对于每一个考试制度下的孩子，都是一场避免不了的考验。比起分数带来的实际效用，怎样面对分数是更大更深刻的话题。遇见巴赫曼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获得了一个健康的价值判断标准。了解到分数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而言是太过渺小的东西，带有太大的局限性和偶然性。就像巴赫曼说的，「分数根本无法代表你们，它只是某一瞬间的影像，记录了像数学、英语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和年轻人……」
也许，许多年后，孩子们会忘记这些话，也许，这些话会在心中生根发芽，照亮他们不用优劣定义的人生。
好的教育，本该是让人成为人。
图片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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